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在《厂约》这篇文章中，张謇提出了提留公积金的思想。“每年余利，除提保险公积外，分十三股……”。从这句论语中不难看出，张謇作为一个组织了许多企业的资本集团的首脑，他自然深深地感到，甲午中日战争以后，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投资设厂权。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企业，不但实力远比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雄厚，而且还受着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，拥有种种特权，这更成了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致命威胁。除此之外，天灾人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因此要使自己的企业在这种环境下能站稳脚跟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张謇认为，每年企业的赢利，首先应考虑提留保险公积金，然后才能考虑诸如分红等其他事项。由于当时国内保险公司屈指可数，张謇便集资在集团内部自办了统筹保险，以保证新式企业的资金能顺利流通，生产有所保障。这自然就成了南通保险业发展史的源头。（图/张謇亲自拟定的大生纱厂厂约手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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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4月7日，牙利部长会议决定将原来的国家保险公司自当年7月1日起一分为二，即成立一家新的匈牙利保险及出口信用保险公司，由新公司继承国家保险公司的国营企业保险、涉外保险、再保险和汽车保险等业务。改革后，国家对保险公司实行以税代利，业务盈余留在保险公司内，可用于投资和扩大经营。（图/ 成立于1949年的匈牙利国家保险的标志）
6世纪，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《查士丁尼法典》中把冒险借贷的高出普通利息的利息率限制在12%以内,即风险借贷利率最高为12%；规定一般商业贷款利率为8%，非商业贷款利率为6%，个人消费和农民贷款利率为4%。风险贷款利率之所以规定得很高，是因为如果商船或货物遇到损失就无须偿还贷款。 Give value for value.按所值价格付款。
北洋政府时期，中国的保险业经历了一定的发展。1912～1925年，华商保险公司数量有了较大增长，陆续设立的有：康年保寿、华安合群保寿、均安水火（香港）、羊城置业（广州）、金星人寿、香安（香港注册，广州）、永康联保人寿、联康（香港）、华侨合众（前身是中国合众，1917年改组为中华保险公司）、上海联保水火、先施置业（总公司在香港）、广恒（香港）、永宁水火、永安水…
《保寿专家许本纳博士来沪记》短短二十五页，内容要言不烦，简述了1927年“华人寿险大王”吕岳泉诚邀美国保险学奠基人、保险教育家许本纳博士来华举办国际保险学术讲座的概貌，颇感新奇。（图/保寿专家许本纳博士来沪记）
1948年7月15 日本大藏省颁发“保险招揽管理法”，对保险业务的招揽做了通盘规定。日本保险业的营销体系有保险代理人(店)及直接营销两种制度。在人寿保险方面，以专业业务员制为主，代理人制为辅；在财产保险方面，则以保险代理人(店)制为主，专业业务员制为辅。（图/日本保险招揽管理法、日本大藏省旧址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