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时运输兵险和战时陆地兵险因战而兴，从开办到结束，历时8年，几与全国抗战同始终，它既是由政府财政主导的非盈利性物资保障政策，属政府行为，亦属于保险人的成功商业化运作，堪为保险事业在抗战时期的最大贡献。战争带来灾难损失是不可避免的，政府承办战时兵险，能够在民族危难时刻减轻工矿业主及商民的损失，树立了诚信形象，鼓舞了士气，扩大了保险业的影响，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保险的认同。有关抗战时期“兵险”的资料显示，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契约，出险赔付有一定的标准，令企业起死回生，是看得见的保障，这种保险举措远胜于国防动员，比政府口头承诺的保障措施补偿办法更具可信度安全感。由于办法简便、条款明细、费率合理，的确对繁荣大后方经济，稳定生产生活，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为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，好评如潮，深得人心。当时重庆文艺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、舒绣文、秦怡、陶金、顾而已等，都在舞台上宣传过战时兵险。
同时，战时兵险也是非常时期的无奈之选，最初设想由政府财政挹注，不求盈利，不计成本，只求保障。但出乎国民政府意料的是，兵险深受社会欢迎，工商企业投保十分踊跃，保险费收入除去赔款支出后尚有盈余。1940年8月1日法国驻重庆的哈瓦斯通讯社(现法新社)专电说“截止七月初为止，重庆兵险的保险金额为法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，其所征收之保险费率最高为1%，该局在此项兵险业务中所获之盈利已达一千万元”，这篇报道夸大其辞，不足为信，但兵险基金未动用，盈余不大，为支持全国抗战做出了贡献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而陆地兵险的辉煌成就，为保险业后来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。（图/战时陆地兵险保额统计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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